RFI:「不请自来」将成为台湾外交未来的模式-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皮蛋  发表时间:2018-06-06 19:24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2届缔约方大会(UNFCCC COP22)将于11月7日到18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ech)举行。台湾外交部透露,今年台湾的八个非政府组织(NGO)申请任何「周边会议」都没有获准。但比照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无法参加的前例,台湾仍将筹组代表团,如期前往摩洛哥,在场外持续争取各国支持,希望能有意义参与。

  据本台了解,「不请自来」将成为台湾未来的模式─也就是说,即使国际会议主办国不邀请台湾出席,台湾都将前往现场,用各种方式向国际发声,争取参与的机会。

  气变公约缔约方大会,成员主要是联合国会员国,台湾目前并未争取成为缔约方,目标只是争取做为「政府观察员」,但即使如此,这个目标也还没有达成。前几年台湾都是以「非政府组织(NGO)观察员」的名义参与。

  比如,工研院以NGO的身份向大会申请,在大会开会前,举行所谓「周边会议」,和与会国家分享面对气候变化的因应之道,台湾的环保署副署长就会以NGO成员的身分参与,和各国开会,交换意见。但今年在大陆施压下,台湾八个NGO申请的「周边会议」全部没有获得许可,据了解,这是大陆施压所致。

  目前,台湾相关单位正在接洽美国等大国,希望他们与台湾合办周边会议,让新政府的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得以出席周边会议。

  台湾国安会则透露,除了国际民航组织和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之外,台湾现在正全力设法突破重围,希望能参与11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峇里岛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大会。国安会表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受到的压力,许多非邦交国十分同情,表明将私下提供协助,因此未来台湾无论是否受邀,都会尽可能组团参与。

  此外,来台访问的宏都拉斯总统叶南德兹(Juan Orlando Hernandez)今天在台北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签署联合声明,叶南德兹重申,支持中华民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国际民航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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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的正式垮台,是在俄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洛韦日协议之后。而它的垮台过程则是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战胜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领导的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武装起义开始的。我是1991年8月18日到的莫斯科,正赶上这历史的一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1990年10月从大学退休。退休后立即到了美国新泽西州州立拉特格斯大学所在地新不伦瑞克——我女儿在那儿念博士学位。在那儿住了几个月。1991年,接到了我一位在苏联经商的大学同事从苏联来信,说他在那儿(西伯利亚的科麦罗沃市)食宿方便,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我搞了一辈子俄文,却没有去过苏联,自然很想去。於是我就答应了。接著就办签证。签证的入境日期是8月22日。我想早去几天,8月17日就从纽约出发,18日到了莫斯科。

  一、过关

  根据来美国的经验,只要签证下来,在半年之内什么时候动身都可以。可这个经验到了苏联就不管用了。一过关就遇到了麻烦。边检一看我的签证,说:

  “你不能出关,得回去!”

  “回哪儿?”

  “从哪儿来回哪儿。”

  “我从美国来的。”

  “回美国去。”

  “为什么?”

  “因为你来早了,签证上写的是8月22日。”

  “可是我上美国时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签证下来后什么时候去都行。”

  “这是苏联。不行,你得回去。”

  “我不能回去。”

  “实在不想回去,那你就花五十美元吧。花五十美元可以在我这里改签证。”

  “钱不能花,也不能回去。”

  我跟边检争执了好长时间。这时从西伯利亚来接我的俄国人——切尔巴诺夫来了。他跟边检军官坐到桌旁低声交谈起来。这位切尔巴诺夫是退伍军人,据说曾担任过苏军团政委,是我的大学同事托他来接我的。

  这时我就抓紧时间向在那里站岗的一个战士诉苦,企图博得他的同情。讲了半天,那战士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脸上毫无表情。我算佩服他的纪律性了。在他的铁一般的纪律性面前,我只好住嘴。

  切尔巴诺夫跟边检军官谈的结果,总算放我过关了——没有要钱。但时间却过了大约有两个小时。

  等我跟切尔巴诺夫去领取行李时,那儿已经没有人了,也没有行李了。到处找人打听,大约找了一个来小时,也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接受机场工作人员的建议,第二天再去找。

  二、走后门吃饭

  切尔巴诺夫带著我离开机场,来到了莫斯科的大街上。我饥肠轆轆,拖著疲倦的两腿走着。

  这时,一群俄国姑娘见我提著一个装西服的袋子,断定我一定有钱,便围上前来,向我要钱。我没有好气地说:

  “我比你们还穷!”

  这话并不夸张:我那时工资每月三百来人民币,即使这点工资也不能全带出来;女儿还在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虽然因为兼任教授的助教,奖学金高一些,可也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用。

  这些姑娘们见状,也只好遗憾地离去。

  我们边走边找吃饭的地方。路边有一家写著“食堂”的饭店,我们大喜过望,便走了进去。一看,里面只有一些高脚桌子,没有椅子,是站著吃饭的简易饭店,而且只有黑面包和菜汤,难以下咽。

  我们只好出来找好一点的饭店。这样走来走去,终於来到了一家大餐厅的门口。可是不巧,正赶上人家午休(这时是下午三点多鐘),大门紧闭。我感到十分失望。还是切尔巴诺夫了解当地情况。他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叫门。不一会儿出来了一位侍者。只见他们嘀咕了一阵子,切尔巴诺夫掏出了几张钞票塞到了对方手里,对方便让我们进去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可以坐上百人的豪华大餐厅里面竟坐满了食客——原来仍在营业,只是不给钱休想进来。

  我们每人要了一份牛排,外加菜汤和面包。那牛排黑糊糊的,刚硬,咬不动。切尔巴诺夫看起来却已习以为常了。他说:“硬些好,可以锻炼牙齿嘛。”

  三、红场上的坦克

  填饱了肚子,就开始找下榻的地方。

  来接我的切尔巴诺夫手里只有卢布。一般宾馆,收卢布,但不能接待外国人。外国人得住高级宾馆,而住高级宾馆外国人必须付美元,切尔巴诺夫手里没有美元,便带著我风尘仆仆地去找中国大使馆,他说那儿有招待所可以住。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到了中国大使馆的这家招待所。心里真有到家的感觉。可是令我失望的是,人家不收卢布,只收美元。

  于是我们只好另找住处。切尔巴诺夫决定带我到他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家里找宿。

  到天黑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中国人。人家留我住在客厅里。切尔巴诺夫另找住处去了。一宿无话。

  第二天一早醒来,主人打开电视,发现没有图像。等了一会,终於出现了一个播音员,说戈尔巴乔夫去向不明。大家断定苏联出问题了。不一会,有人进来说,街上有坦克在行驶。后来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这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部长会议主席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鲁奇科夫等保守派组成的国家紧急委员会为了制止本月20日即将举行的新的联盟条约签署(因为这意味著苏联垮台)而发动的军事政变。他们已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要戈尔巴乔夫表态支持,结果遭到拒绝。他们的活动不仅遭到激进的当权者的反对,也受到了一般群眾的抵制。结果持续了三天就失败了。这是后话。

  且说那天早饭后,切尔巴诺夫来带我去机场找行李。我们经过红场,见有一些坦克停在那里,周围围了许多群眾。我们好奇,便下车凑过去看个究竟。

  群眾在跟坦克兵交谈。坦克是国家紧急委员会派来镇压叶利钦的。看样子群眾都站在叶利钦一边,都在劝阻坦克兵不要开炮。

  见此情景,我想起了列宁关於起义的论断。他说,起义一旦行动起来,一分鐘也不能停顿,要立即夺取电台、报社、银行、交通要道等重要设施。我当时就对俄国朋友说,这样下去还不知道坦克的炮口会对着谁呢?

  后来事实表明,坦克果然掉转了炮口:当天下午叶利钦爬到包围白宫的一辆坦克上发表讲话的画面,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四、全市放农忙假三天

  我们怕爆发内战。在机场找到行李后,第二天便搭火车离开莫斯科,三天后到了目的地克麦罗沃。

  克麦罗沃是克麦罗沃州的州中心,人口约五十多万,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周围是著名的库兹巴斯煤田。

  我被安排住在一家化肥厂的招待所里。住下后,招待所便有人帮我办好了配给品领取证。凭证,我买了一瓶伏特加,两包香烟。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就送给了为我清扫房间的一个俄国妇女。后来熟了,我知道,她有一套住宅,还安了电话。我在国内虽然忝为教授,却还舍不得安电话。这里我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残留的痕跡。

  没过几天,听说全市放假三天。问为什么,人们回答说,为了让大家秋收。 这时我得知,这里家家户户都在郊区有地,还有一座小木屋。他们管这些小木屋叫Dacha(别墅),周末都去那里种菜、采野果、休息。如果家里有闲人(例如退休的老人)的话,平时还在那里养些家禽和牛羊或蜜蜂。他们一年的副食,基本不用到商店买。这就是为什么稍后(1992年1月1日)实行休克疗法放开物价时没有引起居民波动的原因。

  这时我想起了在火车上曾看到过每个城市周围都密集著一些木造小房。我当时还琢磨那些小房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才明白了。

  在克麦罗沃市我没有看到马车,也没有手推车。运输工具,全靠小汽车。据说,平均每两户就有一辆小汽车——当然都是苏联产的,苏联产的小汽车里面设备很差,没有空调,也没有音响,但价格便宜,一般家庭都买得起。

  虽然莫斯科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可这里毫无反应, 照样过日子。

  11月6日,叶利钦宣布终止苏联共產党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这里也毫无反应。

  这年12月8日,俄国领导人叶利钦、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等人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签署了解散苏联的协议,这里也毫无反应。

  同年12月12日,俄最高苏维埃批准了这个协议,这里也毫无反应。

  几天之后,即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发表最后一次讲话,这里仍然毫无反应。

  五、除夕夜

  除夕。晚饭后,我无事可做,就跟一位朋友到街上去闲溜达。街上黑黢黢的,商店都已关门。除了昏暗的路灯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灯火。行人极少。走着走着,我们看到路旁一家商店灯火很亮。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家糖果店在营业。里面一些人在排队买糖果。每人只能买一包,大约有半公斤。我们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干,就跟着排起队来。这时旁边一位老太太走到我跟前,问能否帮她代买一份。我们答应了。

  等买到手以后,我发现是硬块糖,除了甜和咸以外,没有别的味道。实在不好吃,於是就把自己的一份也送给了那位老太太。

  这里顺便说说,苏联当时商品奇缺,但物价却极为稳定。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印在商品的包装上,不管在哪儿卖,全国都是一个价儿。连我们买的糖块的包装上也都印着价格。

  关於苏联的物价,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饺子馆去吃饺子——西伯利亚饺子是我久闻其名的。据饺子馆的服务员说,饺子的价格是全国统一的,而且全国饺子馆包的饺子都要执行统一的国定标準。

  苏联的计划经济管得比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还死。这大概是苏联经济失去活力的原因之一。

  六、“俄国需要一个好的‘霍佳因’”

  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不管有多少原因,其最终结果都会表现在民心上。而影响民心最大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国有句老话说,“穷则思变”——人若穷得没法活了,就希望“变天”。我跟俄国人聊天,谈到苏联垮台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俄国需要一个好的‘霍佳因’”(俄文хозяин的音译,当家人、掌柜的、主人的意思)。这里透露出了对国家管理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向往。我觉得这不仅可以说明苏联垮台的原因,也是理解俄国当前民意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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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再度受阻,执政党立委批评北京的打压,在野党立委认为,在两岸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越走越窄。

  台湾非政府组织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但是没有申请到任何周边会议的许可。

  台湾外交部表示,代表团仍然将如期出发,准备工作也按照规划进行,将持续争取各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对气候变化议题作出贡献。

  上个月,台湾无法再次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ICAO)大会,但是台湾官方仍然派出代表团在场外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

  蛮不讲理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中国连台湾的非政府组织都要打压,这种情况只会更加凸显中国的霸道及不讲道理。

  他说:“非政府组织,官方的色彩已经降到最低了,而且民间团体参加可以补官方的不足,结果连NGO的门都给挡了,让人觉得是操作太过。”

  黄伟哲委员还说,日前台湾媒体不能采访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获得了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声援,相信这些对台湾不公平的待遇,未来将有更多国际组织站出来反对。

  台湾行政院长林全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马政府采取的两岸外交休兵政策是一种假象,让台湾人以为外交危机不存在,其实它一直存在,现在也必须面对。

  林全还解释,如果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是由中国大陆施舍,而不是靠实力得来,就是一种假象,台湾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来做,过程也许很挫折,不过也最实在。

  步步限缩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育敏表示,蔡英文520执政之后,不少人就开始担心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会一步步受到限缩。

  她说:“我们都知道,去年的气候变迁大会,还是当时的环保署署长跟着这些NGO团体一起到巴黎去参加的,到了今年之后,甚至连NGO组织都没有办法在周边摆摊,我们对这样的状况非常遗憾。”

  王育敏委员还指出,新政府必须拿出解决办法,在两岸关系不稳定及不确定的情况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越走越窄。

  台湾国安会证实,目前正在突破中国的打压,希望能争取出席11月在印尼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大会。

  台湾外交部强调,将秉持以真诚友谊当基础,打造与其他国家实质合作关系,透过在国际更积极扮演参与者的角色,让台湾不能、也不会被忽略。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2届缔约方大会,将于11月在北非摩洛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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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参加德国统一庆祝活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受到欢迎人群的奚落,很多民众对默克尔高喊“滚”!

  举办周一庆祝活动的这座前东德城市是欧洲反伊斯兰化运动“Pegida”组织的诞生地。众多民众对来访的默克尔还抱以口哨声。

  为了确保活动安全,当地警方出动了大约2600名警力。愤怒的人群挥舞的标语上写着:“默克尔必须滚蛋”。

  默克尔推行的“敞开大门”的移民政策目前让这位德国元首备受压力。仅去年一年,就有将近90万移民涌入德国。

  德累斯顿正举办两德统一26周年的全国性庆祝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总统高克均出席这次活动。

  “Pegida”组织的支持者在德国总统高克抵达时,也对他抱以敌意。

  在这座城市起家的反移民、反外来人口组织“Pegida”起初刚成立时不过就区区数百之众,但该组织的势力不断壮大,并在去年早些时候举办的集会时汇集了大约25000民众。

  尽管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基民盟在近期的德国地方选举中屡战屡败,但她依然在此次活动期间坚称要“相互尊重”、“勇于接受分歧极大的政治观点”,并称惟有如此,方能应对德国目前面临的挑战。

  德国议会议长兰姆莫特就“吹口哨并叫喊”的民众说,这群人“显然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在统一之前的处境一无所知”。

  德国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借助德国民众对大批涌入移民的愤怒情绪,在上月的柏林地方选举中夺取了大约14%的选票。

  该党的大获全胜也是目前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奥地利、荷兰,甚至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大受选民追捧的缩影。

  德累斯顿的一家清真寺和国际会议中心上周均遭受炸弹爆炸袭击,警方怀疑这两起爆炸的初衷都是对外来移民的仇恨和民族主义。

  首府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萨克森州目前右翼组织的仇恨犯罪与日俱增,对难民营的袭击次数也在2015年上升到106起。这类袭击在今年上半年大约有50起。

  德国政府就统一后德国社会进程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逐渐滋长的排外情绪和右翼极端组织有可能会破坏德国东部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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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高官叛逃潮可能在继续上演,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或两名驻北京代表部的高官弃朝,并准备逃到韩国或日本。但目前韩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均否认有朝鲜叛逃高官申请政治避难,因此消息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法新社今天发自首尔消息报道指出,韩联社报道有一名驻北京的朝鲜高官叛逃,而韩国另一个媒体也指出,两名逗留北京的朝鲜高官在9月底,向日本驻中国使馆提出希望到日本政治避难的消息。消息明确指出,这两人并不是外交官。

  韩国媒体韩联社根据一名朝鲜消息灵通人士10月 5号 透露的消息,报道指出,9月下旬曾任职于朝鲜驻北京代表部的一名高官携其家属弃朝并正准备赴韩。

  韩联社的报道部分透露了这名官员的身份,报道指出,这名干部曾任职于朝鲜保健省第一局。该局负责管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其家属的专用医疗设施平壤烽火诊疗所、干部专用医疗机构南山医院、红十字医院。他在朝鲜驻北京代表部负责这些设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采购工作。

  另外,日本共同社援引韩国《中央日报》5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驻北京朝鲜代表部的两名干部在9月下旬分别提出希望逃往日本。据《中央日报》报道,其中一人曾在管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及其家人专用医疗事务的保健省一局任职,负责调配金正恩健康管理所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据称,此人9月28日与妻女一同消失,并与日本大使馆方面接触,希望逃往亲戚所在的日本。

  从两个消息来源看,似乎指的是同一个人。

  中央日报消息还指出,另一名干部也希望前往日本。两人都曾与家属居住在北京的朝鲜大使馆职员住宅。

  但共同社报道指出,日本驻华大使馆相关人士5日否认报道内容,表示不存在希望逃往日本的朝鲜人与日本大使馆接触过的事实,也不知道有希望逃往日本的朝鲜人。

  法新社也指出,日本政府发言人也否认,指出没有任何信息显示,有朝鲜人要求叛逃到日本。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5日在记者会上就韩媒报道内容否定称“不存在这样的事实”。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统一部对朝鲜驻北京代表部高官逃离朝鲜一事的立场时表示,无可奉告。韩联社还向国家情报部门求证,但该部门也表示相关消息无法证实。

  法新社发自首尔消息认为,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朝鲜最近有一系列高官叛逃事件,包括英国副大使逃到韩国,这是韩国文选战的一个胜利,也是对朝鲜的重击。

  法新社说,如果朝鲜驻北京高官叛逃的消息最后得到证实,可能就是朝鲜金正恩政权越来越不稳定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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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共高层决定,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于今年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外界普遍将关注的焦点定格在人事布局以及明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香港东网10月4日的评论文章指出,从“从严治党”的会议主题看,今次全会的重点主要还是制定党内规矩、规范官员行为,为十九大扫清障碍。

  分析指出,按中共高层“七上八下”(67岁留任68岁退休)的惯例,目前的政治局常委7名成员当中有5人将在十九大上退休,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将连任,政治局委员至少有4人将退休,也是说十九大政治局将有9名新晋成员,另有5名政治局新任常委。

  令人关注的是,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党校核心刊物《学习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罕见披露中共官场依然存在“圈子文化”,破坏政治生态。文章称,“直至今天,圈子文化仍以一种历史的惯性影响着少数从政者”,“从近几年查处的石油帮、山西帮等案例看,都是一咬一大串、拔出萝卜带出泥”,“干部是党的干部,决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决不能无原则地顺从”,“从政者只有认清小圈子的本来面目,才能远离这个‘美丽陷阱’”。文章虽未点名,却已暗示中共党内仍有派系和山头。

  另一方面,虽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4年,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贪腐运动,整治众多高官,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政协副主席令计划以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但不能排除他们的余党或背后的势力尚未被彻底根除和摧毁,以致十九大人事仍有可能会受到干扰。

  分析认为,根据官方公布的议程,六中全会主要研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及修订党内“监督条例”。而中共赶在明年十九大召开前,制定这两项被称为史上最严党纪,除加强监督腐败外,更重要意义在于严格规范高级官员,同时必须遵守“政治规矩”,不得干扰或影响中央决定。

  当然,今次六中全会亦会有人事议程,但仅为增补中央委员,历届亦如此。资料显示,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产生了205名中央委员,之后共有10名中央委员落马,包括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前成都军区副司令杨金山、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前福建省长苏树林、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前空军政委田修思以及前天津市长黄兴国。

  上述官员中,除苏树林、田修思、黄兴国尚未公布处分方式,其余人均被开除党籍,其中王珉尚未经中央全会确认。如4人在本次全会上被终止中央委员资格,应还会有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而之前两次全会,合共已有6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

  敏感节点 七诸侯同开“表忠”模式

  前不久,中共政坛地方诸侯迎来密集变阵,多省份党政主官发生变化。刚上任的新书记近期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对党绝对忠诚”引发外界关注。

  北京时间10月5日,据陆媒《新京报》微信公号“政事儿”梳理发现,近期,杜家毫、李鸿忠、陈豪、李纪恒、吴英杰、陈全国、李锦斌等地方大员都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对党忠诚”。据悉,十八届六中全会临近,中共政坛地方官员在此敏感节点纷纷表明“政治决心”已是官场惯例。

  杜家毫

  今年9月27日,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撰文《将绝对忠诚铸入灵魂》,杜家毫在文中强调:“忠诚是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作支撑的。”“天天想着琢磨人,能忠诚吗?忠诚的人,一定是坦荡、无私无畏的人。”据了解,自今年8月底,杜家毫接替徐守盛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以来,他曾到十多个省直部门调研,并多次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

  李鸿忠

  9月10日晚,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黄兴国被“秒杀”,3天后,李鸿忠由鄂入津,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在9月13日的任免大会上,李鸿忠首先表态道,“决心以对党中央绝对忠诚、忠实履职、勇于担当、干净务实的实际行动,不负信任和期望。”此外,履新一周后的李鸿忠在分别走访天津市四套班子时,再次强调要讲忠诚。值得一提的是,27日,天津市委常委举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讨论,李鸿忠还对天津市党员干部提出了一个新词汇——首德。

  陈豪

  另外,与杜家毫同日履新的云南省委书记、省长陈豪,在当天干部大会表态时,也首先谈到,要“保持政治上清醒坚定,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坚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核心”。据了解,履新后不久,陈豪也在中纪委旗下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署名文章《贯彻,增强责任担当》,指出“忠诚是为政之魂”。

  李纪恒

  就在陈豪履新次日,8月29日,李纪恒由滇入蒙,接替王君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把手”。据稍早报道,在8月28日、29日的两次干部大会上,李纪恒都谈到了忠诚。8月28日离开云南时,李纪恒回忆起在云南10多年的工作经历说到,“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始终对党忠诚。”

  吴英杰

  8月28日,60岁的吴英杰接替陈全国,晋升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干部大会上,陈全国率先表示要“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履新4天后的31日下午,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吴英杰强调“绝对”二字,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的重要指示。

  陈全国

  同样在8月29日,“戍边要员”陈全国再担大任,接棒张春贤执掌新疆。履新表态大会上,陈全国表示“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始终做到政治坚定”。入疆第二天的新疆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陈全国对新疆建设提出九点要求,第一点还是政治上坚定。

  李锦斌

  除了上述地方,省级党委书记更迭的还有安徽省。8月29日,安徽省长李锦斌接替王学军,任安徽省委书记。在干部大会上,李锦斌说,“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9月11日至12日,安徽省委中心组召开理论学习会议。李锦斌强调,要把好干部标准坚持好,让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有机会,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有地位。

  政坛动荡 浙官集体势起背后的逻辑

  十八大之后,人事变动成为外界研判中国政治的关键指标之一,每有高官的起落进退,总能吸引不少关注和猜测。这或许是中国政治独特脉络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特殊政治结构必然造就的产物,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类似声音的密集程度更有所提高。

  但要说明的是,如果只靠猜测或是揣测来观察中国政坛变动,很可能就会陷入一个窘境,即必须依靠猜测来支撑猜测,以弥补其在说服力上的缺失,这里通常是阴谋论者的天堂,已与客观中立相去甚远。

  近几个月以来,因临近六中全会与明年的十九大,中国地方人事频繁调动,所谓“半壁江山易主”为人们创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如果抛开无根之木般的猜度,再去观察政坛现象,就会得出很多具有价值的结论。

  梳理公开报道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的地方大员(省委书记、省长)共有60位,其中湖北现缺省委书记,云南则是省长空置。在这60人当中,浙江籍的官员共有9人,与整体的比例已是不低。

  这9人分别为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山西省长楼阳生、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上海市长杨雄、江苏省委书记李强、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广东省长朱小丹、重庆市长黄奇帆、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

  姑且将这批浙江籍官员看作一个整体,为何他们会成为目前中国政坛某种意义上的“多数派”?

  究其原因,或可从三个方面来看待。其一,经济。浙江是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东南沿海省份之一,其经济发展的体量和质量一直不错。据数据显示,在浙江确定的“十三五”时期重点发展的7大产业中,规模以上信息经济核心产业、节能环保、健康、时尚和高端装备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6.7%的增长速度,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浙江这样的产业结构无疑和北京的目标是契合的,据称浙江平均不到45个人就有一家企业。G20峰会选在杭州,原因之一也是看重此地民营经济的生机与活力。

  其二,文化。浙江临海重商,工商皆本,在长期的商业文化影响下,形成趋于务实的群体性格和热衷创新的商业头脑。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正是因这种对于市场、经商、求利的文化认同,浙江出现务工经商的潮流,并且先于中国其他省份推进市场化改革。这样的人文特质,对于正步入转型瓶颈期的中国当然颇具价值。

  其三,视野。因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拓进,对外交流与自身创新会使人们的视野逐步开放包容。这一方面使得能够客观看待外来冲击,吸收当中有利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能够包容地正视自身的问题,减少因眼光狭窄、见识缺乏带来的政策误判与冒进。

  浙官的优势正基于此,上述9人的仕途前期或在浙江本地,或在具有类似环境的上海等地,虽然从政经历各自不同,但共有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较为符合中共的用人思路,特别是在当下致力于经济调整发展的背景中。

  同样可作为例证的是,山东出身的官员在60位地方高官中比例也颇高,达到13人,如孙政才、李鸿忠、鹿心社等人均为山东人。山东的情况和浙江类似,在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下,山东长期以来为中国政坛输出了不少高官。

  事实上对于出身和官员仕途的联系可以这样看:是选择了这个官员,而官员恰好具有某种出身背景,而不是以出身背景来特别框定某个官员,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某些出身背景,为官员提供或创造了向上进取的本钱。

  概念性的阐述可能不好理解,多维新闻曾经关注过工信部官员央地交流密切的现象,当时便指出,对于工信部官员频到地方履职,如果单纯将之视为工信部或“工信派”的崛起,显然是十分幼稚的,这种现象背后体现出的是中国在信息经济发展需求下,亟须填补专业型、技术型官员缺口的现实。

  两相比照,再看待浙官势起,或会多出些更直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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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媒体在4日爆料称两名朝鲜驻华高官欲脱北,计划前往日本,不过,日本方面称没有听说此事。韩国方面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报道。

  韩国《中央日报》10月4日援引对朝消息灵通人士的话称,两名驻中国北京朝鲜代表部的高层干部上月末与家人一起脱北并逃亡。

  对朝消息灵通人士当天表示,“据我所知,在北京代表部一直以代表职衔活动,并曾在朝鲜内阁保健省内任职的一名实权干部9月28日与夫人和女儿一起消失。他们一家人与日本驻华大使馆方面接触,办理了前往日本的手续”。据悉,此人表示日本有亲戚,表示希望前往东京,而非首尔。

  该官员曾在朝鲜保健省一局任职,该局掌管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及其家人的专用医疗设施——平壤奉化诊疗所、南山医院(干部用)和红十字医院。该消息灵通人士说明称,此人一直负责金正恩的药品和医疗装备的调配、引进问题。

  该消息灵通人士表示,“据我所知,几乎在同一时期,北京代表部另外一名干部也与家人一起脱北。此人也希望前往日本,因此中国和日本当局就如何处理他们的人身安全问题进行了交涉”。该消息灵通人士补充说道,韩国相关当局也掌握到这一情况,正在努力促成他们前往首尔,因此他们的最终逃亡地还未确定。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相关人士5日就有关朝鲜驻北京代表部高官弃朝报道表示,若报道属实,这意味着朝鲜政权的重要人物弃朝,因此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报道。

  有消息人士还向韩联社记者透露,并非两名朝鲜驻北京代表部高官同时尝试弃朝赴日,而是一名高官携家属尝试投奔韩国。韩国总统朴槿惠在10月1日“国军日”纪念词中呼吁朝鲜民众投奔自由。

  但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5日的记者会上,就此事表示:“报道的内容不是事实”。他说:“我们不知道有朝鲜人希望向日本寻求政治避难这件事。”

  日本外务省也表示,没有朝鲜人接触日本驻华使馆要求流亡日本,也不知道是否有希望赴日的朝鲜人。日本驻华使馆负责人也作出了类似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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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的民众反抗对于任何一个独裁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问题。2011年中东国家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卡扎菲等专制领导人纷纷倒台,但是朝鲜的金氏政权现在依然稳固,而且在朝鲜也看不到任何民众反抗的迹象。一些朝鲜问题专家告诫说,不要指望朝鲜会发生“平壤之春”或是自动崩溃。

  从外表上,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身穿西装、英文名字叫做奥斯汀的小伙子来自朝鲜。他14岁的时候与家人逃到中国,两年后被遣送回朝鲜,父母因此入狱。他后来一个人再次逃离朝鲜,在中国呆了三年后,几经辗转终于来到韩国。他的父母出狱后也辗转来到韩国,只是他的姐姐留在了朝鲜。他们至今都没有她的音信和下落。

  朝鲜人如何看待朝鲜变化

  奥斯汀现在美国一所常春藤盟校学习政治学。日前他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把朝鲜称为一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并谈到了朝鲜过去20年所发生的改变,包括中央分配体系的崩溃、市场化的试验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民众对政府忠诚度的减弱。

  看不到朝鲜民众反抗迹象的原因

  不过,他在朝鲜仍然看不到任何民众反抗的迹象。对此,他试图做出分析。

  他说:“第一个原因是朝鲜非常糟糕的经济。如果你特别饿,没有任何吃的,你的精力根本不会集中,你只会想到吃的东西,而不会想任何其他的事,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奥斯汀说,尽管朝鲜目前正在进行一些市场化的试验,但是这种试验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他看来,在朝鲜看不到任何反抗迹象的第二个原因是独立社会组织的缺失。他说,从小学到老人院,你必须属于一个政府组织,这意味着你根本逃脱不了政府体系,也不可能成立自己独立的、不属于政府的组织。

  这位叛逃者认为,朝鲜民众不反抗还有一个原因。

  他说:“最后一个原因是缺乏有关民主的知识。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查了朝鲜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包括有关朝鲜历史的课本,但是我找不到任何有关民主的概念或是信息。这意味着,政府根本不教有关民主的东西。”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韩国-朝鲜基金会朝鲜研究的首任主席文馨善(Katharine H.S.Moon)也认为,当你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时,你很难成为你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命运的主宰者。

  在她看来,朝鲜政权对民众实施的信息封锁和高压政策也导致他们不敢反抗。

  她说:“除了经济上的困境,朝鲜政权对信息进行严格的控制;而且朝鲜人之间相互非常的不信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不信任他人,不管是家人还是社区的成员。任何人显露出对政府不忠诚或是有这个倾向,都可能被报告给政府,所以他们倾向于什么也不说。如果人们连自己的家人或是社区的成员都不信任,很难出现一个批评当局的大的社会运动。”

  同时也是卫斯理女子学院政治学教授的文馨善还以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例说明,一个社会走向民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

  分析:朝鲜政权比人们预计的稳定

  一直关注朝鲜问题的前瑞典记者、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希尔伯斯坦(Benjamin Silberstein)认为,朝鲜政权比人们现象的要稳定。

  他说:“如果人们认为朝鲜会因为不能承受自身之重而自动崩溃或是内爆,我认为,这是很天真的愿望。当人们提出朝鲜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时,我认为答案是,也许比人们预计的要长一些。”

  制裁没有影响中朝边境贸易

  希尔伯斯坦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之后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本来预计中朝边境贸易会因为这个制裁以及中朝关系恶化而有所减少,但他却看到,排队等待过海关的运货卡车超过了以往每天200辆的平均数量。

  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对朝鲜实施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影响到朝鲜政权的稳定。

  专家:‘平壤之春’是危险的

  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文馨善教授认为,对朝鲜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发生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演变,而不是出现“阿拉伯之春”这种引发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革命。

  她说:“我认为,在目前希望朝鲜出现平壤之春是很危险的,因为掌权者的权力非常稳固,因为压制的手段非常严厉,我不希望朝鲜人受到伤害,不希望他们相互屠杀,或是以其他的方式相互伤害。”

  文馨善教授说,朝鲜当局目前正在进行更多的市场经济方面的试验。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朝鲜年轻人获得更多来自外面的信息,这种好奇心会促使他们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因此,她认为,朝鲜是否会逐步发生改变还要看这两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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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面积无法重复实验,作者和所在单位又不出面应对质疑声,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领衔的NgAgo基因编辑技术的重复工作已经遇冷。

  自2016年5月2日在 广西快三精准预测 《自然-生物技术》在线发表论文,NgAgo已经问世5个月,韩春雨在论文中描述的NgAgo是一项和目前主流的“基因魔剪”CRISPR拥有同样效率的基因编辑技术,能高效地实现对特定DNA片段的敲除、加入。

  但在近日哥本哈根举办的“CRISPR Genome Editing (CRISPR基因编辑)”大会上,美国、丹麦、德国在基因编辑领域顶尖的实验室参会,却无人提及NgAgo。

  美国生物学家张锋、詹妮弗·杜德娜 (Jennifer Doudna)、乔治·丘奇 (George Church)各自所在的实验室是基因编辑领域的权威。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张锋实验室无法重复NgAgo实验,丘奇实验室听闻诸多实验室无法重复后,保持观望。有消息称,在今年8月召开的一次重量级内部学术会议上,詹妮弗在问答环节被问及是否重复NgAgo成功,她的回应是否定,澎湃新闻尚未证实这一传言。

  NgAgo不仅在国外遇冷。9月27-28日,“中国科协第11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召开,主题是“基因组编辑新技术的兴起将带来的冲击”。这并非一次没有分广西快三精准预测量的学术沙龙,国内各大高校、机构近30位基因编辑领域的学者聚集于此,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许智宏以及华大基因杨焕明院士在内。韩春雨不在出席代表之列。

  澎湃新闻采访到3位国内基因编辑领域的实验室PI (项目负责人),他们大多坚持不懈地重复了近两个月甚至更久,有的重复了几十次NgAgo实验,投入科研经费20万元;有的在几百个小鼠基因、动物胚胎上试验NgAgo技术,花费10多万元。令他们失望的共同结果是:NgAgo实验不奏效。

  “据我了解,绝大多数实验室都已停止对NgAgo的重复。”其中一位PI告诉澎湃新闻,实验室还有其他项目,没有再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NgAgo之中。

  因为不愿被过多打扰和迫于压力,3位实验室PI都要求匿名。

  可能有“几百家”实验室重复实验,总耗资“几亿美元”

  来自内陆某高校的这位实验室PI是最早进行NgAgo重复实验的科研人员之一。他告诉澎湃新闻,在韩春雨论文在线发表的第三天,他看到了论文,并在当天晚上提交了实验设计,让学生开始重复实验。论文所描述的NgAgo性能强大,他觉得兴奋,直观的反应是生理性的,“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说 太好了 ,一宿几乎没睡。我是基于科学的激动。”

  反差是巨大的。整个5月份,他做了12轮重复实验,都失败。再做,失败,再做,四个月时间里累计做了数十次,花了20万 (含人工费),全部重复实验都失败了。

  另一位来自沿海地区的实验室PI也在文章刚发表后就去合成质粒,这是NgAgo重复实验必需的材料。他开始在小鼠基因上重复实验,每批几十、上百个小鼠基因,按照韩春雨论文的实验步骤操作,想看看NgAgo的切割效率如何。两周后,第一批实验结果出来,没有一个小鼠基因出现了被编辑的迹象。

  他去问了一圈领域内熟识的同行,“他们都没重复出来”,有的到Figuer3C (图3C)能重复,但一做测序都是假阳性。

  是不是没有注意到什么细广西快三预测号码节?他去韩春雨所指定的生物公司合成质粒,把小鼠细胞替换成293人类细胞,“完全按照他 (韩春雨)一模一样”地重复实验,还是失败。反反复复,总共分别做了7、8次小鼠和人类细胞,无一例外地失败。

  10多万人民币、操作重复实验的学生几十天的时间、实验室其他项目放缓的进度,这些都折算在重复NgAgo实验失败的成本里。

  这位PI向澎湃新闻表示,NgAgo实验是工具性的、定性定量的,正是因为韩春雨在论文中所描述的NgAgo太高效了 (21.3% 41.3%),并在40多个位点都保持高效率,还没有序列限制,所以全球基因编辑领域的实验室才立即跟进。

  “如果说一般般的效率,没人会去重复,因为大家用CRISPR已经用得很好。”他估算,国内外有几百个实验室进行NgAgo实验,加上人力成本,所耗费的资金或许可达几亿美元。

  第三位实验室PI来自北方某研究机构,他没有统计过实验室为NgAgo投入了多少钱,“肯定的是,至少有一个学生两个月的时间浪费在上面,而且我们在合成基因上也花了不少钱,做了很多小鼠实验,这个花费会更多一些。我们做了好几百个胚胎,没有确切的结果。所以还是比较令人失望的事情。”

  “我有两个学生,独立地在重复,严格地按照他 (韩春雨)发表的细胞系,他发表的序列和他描述的方法,我们也尝试了去改进,但没有阳性结果。所以我们也就不想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这位PI说,整个过程他经历了从惊讶、兴奋到最后的失望。

  PI们的一些反驳和疑惑

  疑惑和争议还不只是对待屡试屡败的重复实验结果。上述实验室PI们对韩春雨的一些说法进行了反驳。

  韩春雨公开回应,实验需要“高超的技巧”,并曾向澎湃新闻表示,80%的重复实验是因为细胞被污染,因为总是学生在操作实验,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科研训练。来自沿海地区的这位PI则告诉澎湃新闻,NgAgo实验很简单,“随便一个新入学的博士,训练一个星期就可以做得很好”,并提及完成整个实验仅需一个星期,并非韩春雨所说“一个月还没做完一轮”。

  对于涉及“实验机密”问题,该PI表示,“不存在保守技术涉密的,保守技术就不要发文章,仅申请专利也行”,论文一旦刊发,意味着有义务在科学共同体内共享能让实验顺利进行的信息。这对作者而言并非没有益处,能让更多的同行重复成功,可以建立起自己在科学共同体内的声誉,这对科学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今后学术论文发表。

  作为解决同一问题的技术,CRISPR在诞生之初是不是如韩春雨所说效率“只有1%”?上述PI告诉澎湃新闻:“CRISPR在一两周内就重复出来了,而且开放共享。刚出来的效率非常高,而且意外地高,我们都很惊讶。”

  是否有阵营之间相互打/压之说?在网络流传的一段电话录音里,韩春雨对一位外校学生表示,NgAgo的成功会让CRISPR阵营失去上亿元,暗示CRISPR阵营正在打/压NgAgo。来自北方某个研究机构的PI否定了这个说法,“科学就是就事论事,你别提以前谁做什么的。根本不是阵营的问题,这就是科学。”

  在韩春雨共享给同行的质粒上,两位PI无一不表示了困惑。

  其中一位PI透露,自己曾派学生前往石家庄,希望韩春雨能提供论文中的质粒,但拿回去后PI发现,“他没有给我们这个原本的质粒,他给的是一个编码酶的基因在细菌里表达的载体 (论文中为在人类细胞表达的载体)。”而NgAgo酶要工作,必须在一个合适的载体上。

  另一位PI反映了类似的信息,PI的一位同行朋友同样派人去了石家庄,但“韩春雨给的质粒信息不全,都很奇怪。有的质粒没有promoter (启动子)有些没有stop codon (终止密码子)(注:这两个等同于“开关”,没有前者基因不能表达成蛋白质,没有后者蛋白质翻译无法停止)。”

  PI们都向澎湃新闻表示了担忧,NgAgo技术的大面积无法重复或将影响中国科研者整体的国际学术声誉,“以后看到中国出来的 (论文)都会怀疑一下。”

  “我觉得确实,重要的是,国内的这个领域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声音来质疑这件事情,否则大家会觉得中国的这个领域是没有客观性的。也就是说,你可能需要一个自我纠错能力吧?”其中一位PI说。

  在“中国科协第11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数十位基因编辑领域专家达成了八条共识,其中包含了以下内容:

  “ 科学家必须自律,行业要有行规 ,基因组编辑技术威力巨大,科学工作者应加强自身的科学素养,摒弃急功近利,认真踏实、稳扎稳打地做好研究,努力建设培养良好的学术风气和研究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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